盤點2021：只有女仔能救中國電影︱徐元專欄

另一件觸動我的事情是，上週五舉行的第二屆minute國際影片節，頭獎總計五個（最佳故事情節、最佳動畫電影、最佳歷史紀錄、最佳表演藝術），而恰恰該屆的這三位獲得者，都是年長男孩子。

但是反過來看，為什么今天的編劇賈玲會一舉成功？是因為《李焕英》畫法高妙、視聽震撼嗎？完全並非，實則本片充斥著初學者的蹩腳和侷促，然而其中蘊藏的母子感情卻真誠而感人，只好觀眾們共情，從而引起了市場雪崩。

文/徐元

趙老伯和她的執導邁克多蒙德在劇組。

《最终稿》贏得了第二屆Minute國際影片節本年度動畫影片獎。

即使在影片創作應用領域也是如此，女性製作者更著迷於這些更宏大更外化的東西，聲量大、野心大，但經常就會力有不逮或是荒腔走板。

今年初奪下奧斯卡金像獎影片獎、最佳編劇的這位華裔編劇趙老伯，便是個中典範。家境貧寒殷實，才具有了讓她學藝求藝、心無旁騖的前提——“家中有那個條件”本身也許是不公正的，但我們也須知，當老天爺賦予世間天賦之時，同樣也是不公正的。

祝福她們。

張藝謀在《有话好好说》劇組。

《我的姐姐》關注家庭話題。

這所以有一定的巧合，但是卻也特別說明問題：尤其到了這時、該地、那一刻，女性比男性更能拍出好片子。

但是，關鍵的是，她們拍的都是“小片”，聚焦的無非是家庭、婚戀這些人生日常，換句話說，她們拍的都是家庭片，或者說，都是傳統定義上的文藝片（非“藝術片”）。她們都沒有去觸碰當下最時髦或最恰當的那些題材，亦即為數眾多男編劇趨之若鶩的那些東西。

排版/勤奮驢

就影視製作工作者而言，視聽能力、歌劇能力是一邊一條腿，缺一不可。但想要跑起來，最重要的是要忠於他們，忠於內心深處，講出他們真正想要說的。

歲末，《爱情神话》在電影人圈子和影評人圈子裡惹來一片好評，坐穩了本年度國產電影口碑第二的位子。本片編劇兼導演是91年出生的太原人邵藝輝，她借一箇中年再婚男的視野，俏皮又達觀地寫盡了2020二十世紀的飲食男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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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，即使當沒法職業編劇，即使拍沒法大效率大卡司，那又怎么樣？像很多男同行一樣混圈子裡、數票子、當侄子，更何況也談不上是什么好日子。

而其它四位頭獎得主也都相似（實則獲次獎的兩位男生亦如此）——年長，就讀於名校，多半有海外遊學大背景，能夠想見大抵出身於中上家庭，有才情，也不缺財力。

林超賢在《红海行动》劇組指導女演員。

所以，女性一直以來、但是更何況會在未來的很長時間之內都是編劇工種裡的主流。

劇組獨有的立法權生態環境、密集且高強度的勞動作業時間、對體能精力的嚴苛要求，以及久而久之形成的種種規則及潛規則，讓“編劇”和“君主”形成了這種對應關係。為數眾多著名男編劇，與其說自己討厭影片，不如說自己討厭的是“拍影片”，亦即自己中意的只不過是在片場裡那一呼百應、殺伐決斷的立法權快感。

許鞍華在《第一炉香》劇組。

——是的，這五部似乎應當歸入2021“現像”的影片，核心製作者都是男性。

許鞍華在獲得香港中文大學英語及比較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後，更遠赴英國倫敦影片幼兒園深造影片。

本文作者與《最终稿》編劇黃悅溝通交流。

短短的8兩分鐘，細節多樣、懸念迭生，在特徵上，它是皮克斯式的明快手繪插圖式畫法，而內容是《盗梦空间》及《黑客帝国》式的莊周夢蝶層層嵌套，在表達上，實則是年長男性的生命安全恐懼。從電影劇本到繪出到編劇到剪接，全由斯坦福大學的博士生、95年出生的西安男孩黃悅一人包辦。

贏得第二屆minute影片節最佳故事情節影片的《出游》（王柯靜編劇），其“伏羲”的英語片頭細心地注為“Nüwa”。

編輯/徐元

做為評委之一，四個月前我在線上審片時就留意到了《最终稿》，其成熟的畫法和紮實的類型片層次感都很出挑，得獎是必然。而在上週五到了電影節現場，我又和黃悅在映後會後有了面對面溝通交流，她的志趣、勤力、自省，都讓她看上去就是那種不論從事什么工作都會略有成就的樣子。

所以，這也就造成了三個後果：相當多的男編劇最後為的是拍戲而拍戲，立法權和財富甚至在劇組就能鉅額兌現；而很多的女編劇卻只能在拍完一兩部佳作之後就封刀歸山——她們常常不習慣或不討厭劇組那種軍事化、高壓肅殺的氛圍，即使大多數不像女性那般對立法權著迷，但是在所謂的輕工業化生產體系之下，那種重產品、輕經典作品的準則也很難贏得她們的尊重。換句話說，她們也每每會被輕工業所驅逐。

“才”最重要，不言而喻，但“財”同樣並非小事。音樂家離不開投資（所謂“沒有君子不養歌手”），特別是這些常常無可投資回報的前期投資。坊間最大的希臘神話是李安當家庭煮夫韜光養晦，可就算沒有李太太的總收入支撐，大導演之夢怎樣能夠維繫？較好的經濟發展條件所帶來的視野、資源、機會，對任何製作者而言都是多多益善的。